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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清时回答“钱学森之问”
 

2010-05-10  点击数:5242

  朱清时回答“钱学森之问”

【朱清时,中科院院士,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,现任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】

南方周末: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,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,您怎样看“钱学森之问”?

朱清时: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,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,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。

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,“钱学森之问”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。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,人也很多了,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。但是,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,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、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。

钱学森就讲过,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,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,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。

这是一种精神,一种文化,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。这个东西看不见,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,大家崇尚什么,尊重什么,追求什么。

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,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,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,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。

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,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。

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,回来一看,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,教材也很陈旧,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,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,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。

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,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,老师得写板书,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。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,都用PPT文件,讲课讲得学生都坐“飞机”了,效果极差。

我刚担任校长时,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,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,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。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、教学大纲、改革教材、改革教学方法。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,为什么?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,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,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。

归根结底,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,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。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,引进新教科书,这是表面的事情。

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,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,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。过去几年,我年年都在研究、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,现在回头一看,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,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。

我当校长之前,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。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,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,大家都在崇拜权力,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,一定是官最大,地位最高,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。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,随后都是按照级别、权威程度排,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。

大学是个学术机构,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。这样(开会),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,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。

这就是大学的精神,实际上比教学思想、教育制度还要深刻,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。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。

什么是大学精神?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、追求什么,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,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,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。

大学就好比京剧团,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,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、表演最到位、最能获得观众认可,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。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,比着看吸引观众,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,工资国家发,现在没有活力了,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,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。

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,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,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。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,包装成自己的。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,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。

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,就是都追求官位了,官位就是地位,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,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。

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,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,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。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,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,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?

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,要培养创新能力,我在麻省理工学院、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,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、素质教育,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。

目前存在的一种现象叫做权力通吃。导致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。这样学术气氛、文化、精神就全完了,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,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,最没有发言权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。

我就做一件事,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,单纯追求学术作用,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,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。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。

当然,要做到这一点,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,这样社会精英才愿意做,他就不去想当官了。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,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,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,把他的事做好,给教授们整理文件,帮教授做事。

我如果给学生面试,我会给他讲个故事,比如某个方程,我问他能不能证明,他说太难了不行。然后我就跟他讲用什么方法证明,讲完了问他听懂了么,如果听懂了就复述给我看看,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素质就被反映出来:

第一是他的理解能力,他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话,当然我讲的话一定是能听懂的;第二是记忆力,我讲的过程可能就是三五分钟,但是他能够记清楚我的细节;第三是想象力和表达力,因为他要复述,他要用自己的话说。这就可能看到学生综合素质,不是他知识有多少,而是他本人有没有能力去创造知识。

我觉得校长最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深层次规律,尊重敬畏这个规律。现在我觉得很多大学校长总想有所作为,新官上任三把火,他们没有去想教育规律是什么。

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,受到很大压力。校园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,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。但我相信,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,中科大没有扩招,保持了它(原有)的水平、实力,其它学校大扩张了,但是它质量下降了。

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,教师队伍没有加强,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,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,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?

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,校长面临决策,一个是不捞白不捞,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,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千万。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——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。

我们先把小发挥到极致,质量最高,因为规模小有很多优点,每个周末可以把所有教授请到一起,所有教授都会认识。

像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,原因就是建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决议。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校长,是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我问他怎么没有想过改变,他说这是学校的原则,所以他们都敬畏这个。

他说的话有更深层次含义,教师队伍没有扩大,但是学生迅速扩大,这个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,现在水扩大了很多倍,然后盐就淡多了。

加州理工大学这样做还有一个观念,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,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,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益,像加州理工他们很自豪就是100个教师,所以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,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,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。

加州理工大学教师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,有的学院太大了,教师很多,要聚在一起很难,老死不相往来,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。(摘自南方周末官方网站)
  朱清时回答“钱学森之问”

【朱清时,中科院院士,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,现任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】

南方周末: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,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,您怎样看“钱学森之问”?

朱清时: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,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,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。

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,“钱学森之问”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。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,人也很多了,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。但是,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,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、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。

钱学森就讲过,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,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,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。

这是一种精神,一种文化,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。这个东西看不见,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,大家崇尚什么,尊重什么,追求什么。

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,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,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,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。

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,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。

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,回来一看,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,教材也很陈旧,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,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,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。

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,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,老师得写板书,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。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,都用PPT文件,讲课讲得学生都坐“飞机”了,效果极差。

我刚担任校长时,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,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,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。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、教学大纲、改革教材、改革教学方法。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,为什么?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,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,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。

归根结底,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,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。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,引进新教科书,这是表面的事情。

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,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,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。过去几年,我年年都在研究、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,现在回头一看,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,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。

我当校长之前,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。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,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,大家都在崇拜权力,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,一定是官最大,地位最高,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。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,随后都是按照级别、权威程度排,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。

大学是个学术机构,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。这样(开会),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,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。

这就是大学的精神,实际上比教学思想、教育制度还要深刻,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。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。

什么是大学精神?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、追求什么,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,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,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。

大学就好比京剧团,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,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、表演最到位、最能获得观众认可,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。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,比着看吸引观众,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,工资国家发,现在没有活力了,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,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。

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,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,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。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,包装成自己的。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,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。

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,就是都追求官位了,官位就是地位,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,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。

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,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,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。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,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,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?

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,要培养创新能力,我在麻省理工学院、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,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、素质教育,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。

目前存在的一种现象叫做权力通吃。导致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。这样学术气氛、文化、精神就全完了,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,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,最没有发言权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。

我就做一件事,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,单纯追求学术作用,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,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。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。

当然,要做到这一点,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,这样社会精英才愿意做,他就不去想当官了。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,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,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,把他的事做好,给教授们整理文件,帮教授做事。

我如果给学生面试,我会给他讲个故事,比如某个方程,我问他能不能证明,他说太难了不行。然后我就跟他讲用什么方法证明,讲完了问他听懂了么,如果听懂了就复述给我看看,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素质就被反映出来:

第一是他的理解能力,他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话,当然我讲的话一定是能听懂的;第二是记忆力,我讲的过程可能就是三五分钟,但是他能够记清楚我的细节;第三是想象力和表达力,因为他要复述,他要用自己的话说。这就可能看到学生综合素质,不是他知识有多少,而是他本人有没有能力去创造知识。

我觉得校长最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深层次规律,尊重敬畏这个规律。现在我觉得很多大学校长总想有所作为,新官上任三把火,他们没有去想教育规律是什么。

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,受到很大压力。校园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,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。但我相信,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,中科大没有扩招,保持了它(原有)的水平、实力,其它学校大扩张了,但是它质量下降了。

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,教师队伍没有加强,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,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,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?

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,校长面临决策,一个是不捞白不捞,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,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千万。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——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。

我们先把小发挥到极致,质量最高,因为规模小有很多优点,每个周末可以把所有教授请到一起,所有教授都会认识。

像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,原因就是建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决议。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校长,是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我问他怎么没有想过改变,他说这是学校的原则,所以他们都敬畏这个。

他说的话有更深层次含义,教师队伍没有扩大,但是学生迅速扩大,这个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,现在水扩大了很多倍,然后盐就淡多了。

加州理工大学这样做还有一个观念,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,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,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益,像加州理工他们很自豪就是100个教师,所以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,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,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。

加州理工大学教师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,有的学院太大了,教师很多,要聚在一起很难,老死不相往来,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。(摘自南方周末官方网站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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